“东西问”张新民——“王阳明”与西方对话意义何在？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诚可谓源远流长，人才辈出，但能同时做到“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人物，为数不多。王阳明即为其中少数几个“真三不朽”的大儒。

　　作为中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王阳明的思想远播海外，不仅显示出自身固有的强大学术生命力，而且也成为与西方思想对话的重要思想资源。阳明心学对当代有何意义？在东西方对话中发挥什么作用？“新心学”如何发展？近日，阳明心学研究者张新民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一一作解答。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投入到阳明学研究当中，在您看来，王阳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阳明学最重要的思想是什么？对当代有何意义和价值？

　　张新民：王阳明生活的时代，士商阶层开始在社会舞台上显得活跃，功利思潮也开始在社会上泛滥，作为一个读书士子，与普通大众不同的是，他早在11岁就明确了立志做圣人的人生发展方向。尽管以后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上，也遭遇了不少曲折困难，但他始终凭着强大的精神意志力量，以及对人间社会秩序不断完善的真切关怀，朝着他所认定的终极人生方向发展。他在人生跋涉的心路历程中表现出来的道德勇气、生命智慧，以及震惊一时的非凡事功，都为历史书写和研究留下了极为厚重的一笔。他的理想信念决定了他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业，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一位文武全才。

　　阳明的心学思想源自其深邃的生命体验，他的学问是有体有用源头活水滚滚不断的学问。从早年的“心即理”“知行合一”再到晚年的“致良知”，每一理论学说的提出都是一次人生境界的飞跃、提升、发展和完善，都与他的人生苦难经历和生命磨练有关。他的学问是充满活泼朝气的生命实践的学问，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特有的本体实践学的内涵与精神。

　　对于生活在现代语境中的当代人来说，阳明学本质上就应该是学自己。学自己就是从喧嚣吵闹的世界返回自身，寻找自我完善的本体论依据。这就需要返归自己本源真实的人性，敞亮自己能妙应神感万物的心灵，激活自己能辨别是非好恶的良知，并积极勇猛地投身于改造和完善人类社会的道德实践活动中去。

　　改造和完善自己与改造和完善社会，在中国文化看来是一体两面之事。因此，我们必须随时审视自我生命存在的本体价值和创造根源，从中寻找到向上提升及创进发展的深层力量动因。一方面要不断地充实、丰富和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及意义，实现改造和完善自我的目的；另方面也要不断地充实、丰富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生存与生活的价值与意义，达致改造和完善人类社会整体的终极目标。这也可以用“内圣外王”来加以概括，最终的理想则是“天下归仁”或“明明德于天下”。

　　中新社记者：“龙场悟道”是王阳明的人生转折点，在您看来王阳明为何能在贵州龙场悟道？在“龙场悟道”中，王阳明悟到了什么？

　　张新民：王阳明“龙场悟道”的中心问题，是要解决他长期搁置在心中的成圣成贤的本体论依据究竟何在的问题。钱德拱的《年谱》中说他“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可见成圣成贤的本体论依据，就在无人不具的本源真实的人性之中。这是人与天道天理相通的天赋能力及社会化实践的创造性活源，但却需要透过更加灵奇神妙的心的活动来加以展开或展现。而心当然不是只能被动接受或反映外部事物，难以做出价值抉择的非理性的死寂存在物，而是能够主动接受或反映外部事物，能够随时做出价值抉择并有理性可依的灵妙存在体。因此，以程朱的“性即理”之说为逻辑前提，必然会进一步推导出“心即理”的哲学结论。而所谓“格物”便是在人与世界打交道，主体的“心”与对象的“物”发生关联时，我们必须以“正心”的方式来强化自己的价值决断能力和道德实践能力，使实际的人伦关系变为更加亲密的道德连结关系。而“致知”实际也是“知”或“行”人在道德实践生活必须随时到场的良知，使良知因应不同的伦理处境随时化现为本真的恰到好处的道德实践行为。心的敞亮与理的开显及道德行为的展开，三者之间完全是可以动态化同步统一的。“心即理”与“知行合一”及“致良知”说，它们相互之间也是可以相通相融统合为一体的。这是一套生命的本体的实践化的理论学说，始终不离个体人格与人类整体共同完善的终极关怀和终极目标，既要做到“心良之全体大用无不明”，也要做到良知之发用流行“无一物能障碍”。

　　龙场大彻大悟是阳明经历“百死千难”的生命磨练后，以直觉体证的方式发现生命真谛的必然性结果，是孟子所谓“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本体实践学意义上的飞跃式生命变革，是有一整套扎扎实实的生命实践的工夫来加以配合的。他在龙场极为艰苦的生存环境中，一层一层超越外在的是非得失、荣辱、毁誉等世俗名利问题，最后则直接面对内在于生命之中最易造成人生挂碍的生死大事，以西哲蒂利希（Paul Tillich）意义上的与生命直接相连的存在勇气，也可说是孟子意义上的源自真实德性生命的道德大勇，排除一切与人的本质天性矛盾或冲突的各种异化因索，从有限心中突围出来回归无限心，从而最大化地实现人心人生的真实价值，达致与天地万物一体的超越境域。他的学问既得力于“百死千难”的身心磨练，也受用于“生死路头”的勇猛超越。

　　中新社记者：：阳明学为什么最早在日、韩等国传播并风靡起来，西方比较关注阳明学哪些点？为什么有人会说“王阳明研究启动了中西学术对话”？您觉得，阳明心学研究可以成为东西方交流的文化符号吗？

　　张新民：包括朱子学与阳明学在内的儒学东传至日本和韩国后，便形成了涵盖地域和人群更为广泛的东亚儒学思想资源。毕竟中、日、韩三国都同在儒家文化圈之中，因而也可说日、韩两国是中国文化的长期受惠者。

　　阳明学至迟17世纪初便已传入日本，并产生了中江藤树等一批江户时代的阳明学者。虽其后的影响时大时小，但至今已有四百余年的传播史。如果说它逐渐扩大并真正构成当地社会思潮的高峰期，则当在明治维新社会激烈变革之际。当时不仅不少倒幕和维新志士服膺阳明学，甚至整个社会舆论也在宣传阳明思想，加上日本不久就成为中国人学习西方的首选留学要地，因而反过来又影响了中国人对阳明学的整体评价。晚近基于严正的学术性立场研究阳明学的大家，主要有冈田武彦、荒木见悟、三岛由纪夫、沟口雄三等人。我与冈田武彦先生曾有过两次交谈，也通信讨论过相关学术问题，家中挂有他“吾心自有光明月”的题辞，是录自阳明《中秋》的诗句，也算是一种难得的人生交往因缘。

　　阳明学传入韩国的时间较日本早，但声势影响却远不如日本。在韩国影响最大的仍是朱子学，阳明学则是在朱子学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学问。最突出的代表性人物就是郑霞谷，可称为韩国阳明学的开创者。他的“良知体用论”强凋良知是性情工夫的主宰，又因感应而与万物为一体，所以必须在体用上痛下工夫，也可说良知即体即用即工夫，都是很有创见的思想性言说。韩国阳明学者同时也强调“实心” “实行”的重要，以此来反对一切“虚学”“虚行”，尤其是空疏玄荡的学风，也说明阳明学转入韩国后的在地化变异性发展，表现出不少心学与理学交织互动融合后的实学特征。

　　西方的阳明学传播，时间相对较晚。最早的传播者可能是到过中国的一批传教士，时间当在17世纪中期。伊来瑞 （ George L  Israel） 的《王阳明之欧美传播与研究》一书，已经有了很好的分析和探讨。我想强调的是美藉华人学者的贡献，比如长期在美国执教的陈荣捷先生翻译了《传习录》，他的译作虽较亨克（ Frederick G。 Henke）翻译《阳明先生集要·理学编》晚出，但却显得更加精当和准确。他是将中国哲学介绍到西方学界的重要桥梁式人物。

　　杜维明在美国撰写的博士论文题作《青年王阳明》，主要介绍阳明早年的学思经历，在域外也产生了一定的学术影响，现已收入他的中文版的全集。成中英先生1972年在夏威夷大学主持召开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王阳明学术思想研讨会，东西方著名学者出席会议的人数不少，提交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有力地推动了阳明学在北美的探讨或研究，也可看成阳明学海外传播的标志性事件。我与杜、成两位学者都有交往，他们经常返回故国开展讲学活动，共同推动了包括阳明学在内的儒学研究与发展，对中国学界尤其是年轻学者的影响很大。另一位值得一提的学者是秦嘉懿，她的《追求智慧：王阳明研究》一书，也是很有份量的学术专著，今天已有了中译本。

　　英语世界较有代表性的外国学者，如美国汉学家鲍尔（Paul Wienpahl）撰有《斯宾诺莎与王阳明》一书，提供了比较哲学观察和研究的视野。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的《中国的自由传统》《为己之学》《儒学的困境》等书，都有涉及阳明思想的论述内容，学界有人认为他受岛田虔次的影响较深，也可见跨文化交流对话和研究的重要。叧一位以德文写作的瑞士学者耿宁（Iso Kern ），他以西方现象学的分析框架研究王阳明，撰写了《心的现象：耿宁心性现象学研究文集》《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两部专著，在汉语世界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一次学术会议我恰好与他邻座，有过比较广泛深入的交流。他是一位严谨的现象学家，总是用宗教的精神来对待学术，能够娴熟地运用现象学意识分析的方法来探讨阳明及其后学的“致良知”说，的确能在方法论——哲学概念分析方法及义理梳理方法——上予人以观察和思考的启发。另一位德国年轻学者大卫·巴托识 （David Bartosch）也撰写了《良知与不知之知》一书，主要依据跨文化比较哲学的视野，以阳明与德国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尼古拉 （Nicholas Cusanus ）为对象展开比较研究，也是一部很有学术份量的著作。王阳明的终极理想是成为“圣人”，尼古拉（1401-1464）的终极理想则是成为“圣子”，将他们放置于各自的文化传统脉络语境中进行比较，尤其是探讨作为创造本源的良知在追寻与体证真理过程中的意义，我以为德国学者所作的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大卫曾专程来看过我并惠赠了他的大作，遗憾的是我设法找人译介给中文世界的愿望至今尚未实现。

　　无论西方华裔学者或欧美汉学家，他们的研究一方面开启并扩大了中西哲学交流对话的空间，促进了双方相互发明和共同提升的可能；另方面也将中国哲学置入了西方严肃性思想讨论的语境，有助于西方人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和硏究。阳明学的传播与研究虽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但也预示了中西思想会通融合的时代发展趋势。

　　中国人的哲学思想是无数前贤智慧创造的历史性结晶，总得有一些重要历史人物来作象征性的符号，比如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等等，都是各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思想人物，以象征符号的方式显示了儒家精神传统的久远或悠长。他们的身上都凝结了中国几千年文明理性认知道德实践的精神传统。阳明学的西传虽仅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侧面，但其所发挥的桥梁沟通作用仍不可低估。

　　当然，对话是需要一定的中间媒介的，如同一百年来康德始终是中西哲学尤其是道德实践哲学交流对话的一个中间媒介一样，阳明也是中西哲学尤其是精神实践哲学交流对话的一个中间媒介。透过这些媒介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或把握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传统与西方文化的人文精神传统，以深刻的人性观察和心灵体验来共建人类必需的精神哲学，既解决人类现实的安身立命问题，丰富面向未来人人共识共认的价值理想，从而共同建构一个合理与和谐化的世界文明新秩序。

　　中新社记者：您之前为何会说“王阳明已成为与西方哲学异质对话的一位国际性诤友”？阳明心学发展至今，还有哪些传承与发展？

　　张新民：阳明一生都在激烈批判当时的功利主义思潮。他担忧人心一旦流于功利机巧，就会日堕于夷狄禽兽而不能自觉，认为“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 （《传习录中》）。他之所以提出“致良知”及“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说，就是要矫正一个时代的寙败风气和积渐已久的深层社会痼疾。对比今天生活在现代性语境中的人们，随着市场的扩大和技术的进步，人的各种自私、贪婪、奢靡和萎顿，反而以各种巧妙包装的形式变得愈加大胆、炽烈、狡诈和猖狂。因此，阳明所说的良知，无论是作为一种超越的形上的存在及本体的创进的活泉，或者是作为一种本源的向善的天赋能力与德性生命的创进活力，乃至作为一种能知是非和好善恶恶的意志判断品质及价值抉择能力，都能以其与人的现实生活情境结合的方式，转化为一种积极的现实的批判力量，让人听从良知的召唤，重新投身于道德实践的生活之中，从而不仅回归人类绵延久远的伟大精神传统，同时也重建人类能够诗意栖居的美好家园。所以，阳明的批判精神通过创造性的诠释和现代性的转化，是完全能够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发挥其积极正面的作用的。他的心灵锻炼法与精神修养法，作为一种有体有用的工夫系统，也是能给心灵或精神日益贫乏的现代人带来更多的灵魂慰藉与生活意义的。如果说阳明过去是儒学内部与朱子同质对话的一位异代知心谈伴，体现了传统学术思想自我调整和发展的深层智慧的话，那么今天他已越洋过海深入其他异文化内部，成为与西方精神传统和哲学思想异质对话的一位国际性诤友了。

　　中新社记者：阳明心学的精义或特色是多方面的，我们有必要在继承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心学”吗？

　　张新民：建立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心学”，我个人认为需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学术建构工作。

　　首先，在形上超越的层面，需要与世界各大宗教系统开展各种积极有效的交流与对话。因为无论“心”或“良知”在阳明那里，都是与形上超越的天道、天理相通相贯的，是以本体论意义上的天道流行说和宇宙生成论为基础的，决非仅仅是一简单化、平面化的世俗伦理学说。㤡如，依据康德理性分析进路必然不可知的“物自体”，在阳明那里凭借直觉慧观的进路则是可证和可知的。而无论以康德诠释阳明，或以阳明诠释康德，都可以在本体论层面进一步相互发明，引发出重建“新心学”的重大历史意义。因此，在原有的阳明与康德、阳明与尼古拉、阳明与马丁·路德比较的基础上，尚有必要进一步扩大交流互鉴的范围，从而深化“新心学”建构的致思维度与理论探讨基础。

　　其次，在沟通形上、形下的道德实践层面上，也有必要整合各大文化传统的思想资源，以中国传统心性哲学或精神哲学为本位，积极开展理论与实践双殊胜的“新心学”系统化学术探讨活动。这样的探讨性建构活动当然离不开比较，既往的阳明学研究实际早已开启了比较的大门。而严格意义上的比较即是一种对话——譬如阳明成圣理想与康德道德律令的比较，阳明美学思想与康德美学思想的比较，阳明的亲民思想与十六世纪英国入世思想的比较，阳明心学与萨特存在主义的比较，阳明“天人合一”与海德格尔“天地神人”之说的比较，阳明生命教育思想与科尔伯格德育思想的比较，王阳明经典诠释思想与伽达默尔诠释学的比较等等，都催生出了一批东西方学术视野交融会通展开研究的重要学术成果，从而为“新心学”的建构奠定了必要的历史性理论基础。

　　最后，在形下的社会实践的经验层面上，由于阳明极力强调身、心、意、知、物只是一件，不可能不关注人的心理与意识活动现象及社会行为现象。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当然可以把西方己经发展得很成熟的心理学包容进来，从而更好地分析人的复杂心理结构及意识行为，以求解决人的各种心理疾病或意识障碍等复杂问题，开展出一套以心灵锻炼和良知（关爱）实践为中心的治疗学。这种治疗学可以是医学治疗意义上的，也可以说是道德治疗意义上的，可以称为意义治疗学或良知治疗学，治疗人生随时可能出现的各种狭隘、自私、自闭、短视、贪婪、狂妄等人生弱点或生命病相，用良知的阳光与关爱的温情来照耀或扫荡一切造成人生异化的心理阴霾，从而建立更加符合时代和人生现实需要的“新心学”。

　　“新心学”一方面要继承或发扬中国固有的精神传统与心灵哲学，不丢失本来固有家藏珍宝，一方面也要包容或整合西方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哲学，不拒斥外来的优秀学术成果。“新心学”本质上即是关乎人的安身立命的精神理论哲学，是具有人文取向并面向世界的道德实践之学。

　　中新社记者：有人说：“王阳明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您如何看待这句话。在构建中国哲学海外话语体系的时代议题下，未来我们需要怎样的视野去研究阳明心学。

　　张新民：阳明所说的“良知”与“致良知”，作为形上超越的本体，乃是普遍或普世性的，但与各个国家的文化传统结合，成为形下的经验行为后，又可以是具体的特殊的。然而即使是具体的特殊的形下经验行为，也是可以相互借鉴和学习的。所以，阳明首先是中国的，他的“良知”与“致良知”说是从中国经验提升出来的普遍性理论，但他同时又是世界的，因为普遍性的理论是可以适用于人类的整体实际的。

　　从孔子讲仁到孟子讲义，然后再从朱熹讲天理到王阳明讲良知，中国精神传统无论理论或实践的资源都极为丰富，否则历史上的中国便不可能以礼义之邦著称于世。成为礼义之邦则内部必定有一个伟大的精神传统，需要一套符合经验实际的话语体系，有不同历史时期能体现民族集体创造精神的代言人，他们能代表一个民族集体走向更广阔的文明世界。中国人的精神和哲学传统是可以成为全人类共享的智慧资源的，西方文明也是需要其他民族集体的异质文明来丰富和发展的。因此，我们今天研究王阳明，就应该具备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如同中国文明也需要吸收其他异质文明来丰富和发展自己一样，中国哲学也应该在不断创造发展的过程成为世界性的哲学，即使阳明心学的现代性丰富和发展也不例外。阳明心学作为一种最富神圣道德实践精神的哲学，我相信是能够成为东西文化普遍性沟通的睿智桥梁，从而不断深化人类对自我的整体性了解和认知，并为人类更加美好健康的发展提供其必要的方法论进路。

　　作者简介：张新民，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教授兼荣誉院长、贵州儒学研究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明史学会王阳明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儒学会副会长。著有《阳明精粹·哲思探微》《儒学的返本与开新》《存在与体悟》《中华典籍与学术文化》《贵州：学术思想世界重访》《贵州地方志考稿》等多种学术专著，主编《阳明学刊》及《天柱文书》（22册），整理古籍近10种。